十六年前的回忆
1927年4月28日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
那是父亲的被难日，离现在已经十六年了。
那年春天，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。
每天早晨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。
有时候他留在家里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。
我蹲在旁边，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。
我奇怪地问他：“爹，为什么要烧掉呢?
怪可惜的。
”
待了一会儿，父亲才回答：“不要了就烧掉。
你小孩子家知道什么!
”
父亲是一向是慈祥的，从来没有骂过我们，更没有打过我们。
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。
他不论多忙，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，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。
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。
后来听母亲说，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。
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，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。
才过了两天，果然出事了。
工友阎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，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。
第二天，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。
我们心里都很不安，为这位工友着急。
局势越来越严峻，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。
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，母亲也几次劝他。
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：“不是常对你说吗?
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。
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。
我哪能离开呢?
”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。
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。
4月6日的早晨，妹妹换上了新夹衣，母亲带她到儿童娱乐场去散步了。
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，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。
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，就听见啪，啪…
…
几声尖锐的枪声，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。
“什么?
爹!
”我瞪着眼睛问父亲。
“没有什么，不要怕。
星儿，跟我到外面看看去。
”
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。
我紧跟在他身后，走出院子，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。
一会儿，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。
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，用恐惧的眼光瞅了瞅父亲。
“不要放走一个!
”窗外传来粗暴的吼声。
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，穿便衣的侦探，穿黑制服的警察，一拥而入，挤满了这间小屋。
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，把我们包围起来。
他们每人拿着一把手枪，枪口对着父亲和我。
在军警中间，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。
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，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。
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：“你认识他吗?
”
阎振三摇了摇头。
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，显然是受过苦刑了。
“哼!
你不认识?
我可认识他。
”侦探冷笑着，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，“看好，别让他自杀!
”
他们仔细地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。
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，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。
因为他明白，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
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，拖走了。
我也被他们带走了。
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的院子里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。
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。
十几天过去了，我们始终没看见父亲。
有一天，我们正在吃啃手里的窝窝头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，说是提审。
在法庭上，我们跟父亲见了面。
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，可是没戴眼镜。
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。
“爹!
”我忍不住喊出声来。
母亲哭了，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。
“不许乱喊!
”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。
父亲瞅了瞅我们，没有说一句话。
他的神情非常安定，非常沉着。
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。
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——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。
“这是我的妻子。
”他指着母亲说。
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，“这是我的两个孩子。
”
“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?
”法官指着我问父亲。
“是的，我是最大的。
”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，就这样抢着说了。
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。
“不要多嘴!
”法官怒气冲冲的，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。
父亲立刻就会意了，接着说：“她是我最大的孩子。
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。
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，她们什么也不懂。
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。
”父亲说完了这段话，又望了望我们。
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。
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，匆匆分别了。
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28日黄昏，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。
我们回到家里，天已经全黑了。
第二天，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。
他是哭着从街上回来的，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。
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“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”，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，昏倒在床上了。
母亲伤心过度，昏过去三次，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。
过了好半天，母亲醒过来了，她低声问我：“昨天是几号?
记住，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。
”
我又哭了，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，咬紧牙，又勉强看了一遍。
低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昨天是4月28日。
”